李从国:为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支支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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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0-08

看不清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本质,要想解决问题是没有依据的,进而是不可能的。

解决这一问题,首先要追根刨底把本质揭示出来,“大树摸到根,镰刀可割断”。

中国地方债务本质上不是单纯的财经型债务,而是政治型债务(简称“政经债务”,下同)与财经型债务(简称“财经债务”,下同)的混合型债务,其中“政经债务”占大头。

中国古代“欠账还钱”的天经地义,在现实中不算数了;政企债务瓜葛,大多数法院不敢立案,企业也不敢打官司了,打了也白打。

政府有政府的苦衷,法院有法院的难处,债权人有债权人的无奈。

为什么会是这样呢?就是因为当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不是单纯的财经债务,而是政经债务占大头的混合债务。 理由如下:第一,地方政府债务是地方政府必须执行上一级政府指令催生的。 无论我们在文字上用什么符号形容中国经济,但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我国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。 在这种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相对独立的经济运行机制,必须服从总体制以及上一级的指令。

指令就是命令,命令就是政治,故地方债务从出生就打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,不是纯经济的行为。

第二,本级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,是政府提议,党委决策,一把手拍板。 经济决策只局限于形式,背后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决定。 中国经济是最典型的一把手经济,这是无可质疑、无可选择、更不能改变的客观事实。 现实也充分证明,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、概貌、建设、格局、乃至风景,主要决定于在一把手位置上行走替换的那一串人,这是客观的存在。

决定于政治个人的债务,具有鲜明的政治性。 第三,地方政府在不具实力的条件必须完成GDP指标,逼出了债务。 在实际生活中,GDP指标无疑是第一考核指标。 我国经济一直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,这是中国经济的灵魂,非公经济只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外在补充。 由于非公经济在时空上没有被看成是推动经济的主要力量,只是舞伴从来没有尝试过主角,因此没有机会接受实际的磨砺,事实上也形成不了拉动经济的力量。 故我国经济主要由政府投资来拉动。

政府不投资收水了,GDP下滑。 政府投资放水了,GDP上行。

问题是很多地方连保证政府即期的运转开支都成问题,哪来的余钱搞投资拉动GDP。 然而不拉动不行,于是只有冒着胆子去借钱透支拉动GDP。 这样形成的债务形成不是取决于经济核算,而是为了完成GDP指标,当然是政治债务。

第四,总体上看巨大的地方债务是历史积累起来的,应把账计在“改革成本”上。

改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,改革是政治问题,改革形成的债务数量再大也是发展中的债务,要用政治眼光看待,不能用财经眼光丈量。 改革开放以来,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,但体制转轨、经济转型仍然处在过程中,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,还需要继续付出改革成本,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。 第五,政府债务形成的建设性投资产品,大部分是“政治型公共产品”。

国家经济职能,主要表现为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,一般情况下政府是通过税收形成的财政状况来安排公共产品生产的。 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是:公共交通基础设施、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等;教育、科学、文化事业费和卫生事业费等支出等;还有各种维系政府系统运转的行政费用支出,如政务、军事、司法、治安等。

我国政府经济职能比较特殊,除了安排类似上面的公共产品生产外,还要搞建设投资。 由于政府出钱生产的东西都总称为公共产品,故我们把政府建设投资这部分称为“建设性投资公共产品”。

这部分投资以预算的形式出场。 主要包括:基础设施建设支出、流动资金支出、各类产业设施建设支出、各类基金建设支出,等等。

在建设性投资公共产品中,会形成两种新的公共产品:一类是投资后能产生效益,能维持自身可持续存在的部分,称为“经济型公共产品”;另一类是投资后没有效益,不能维持自身可持续存在的部分,如搞面子工程、忽悠工程、形象工程、拍脑壳工程、争政绩工程等留下来的这一部分,称为“政治型公共产品”。

没有效益的建设性政府投资,相对应的债务具有鲜明的政治性。

上述五个方面的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,而且是政府债务余额的主体,因此我国地方债务主要是“政经债务”,而非“财经债务”。